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Theodore&S226;H&S226;White）得知此事挺身而出。1943年2月，他同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自重庆飞抵宝鸡，乘陇海线到西安，过潼关进入河南。

在洛阳，白修德“不时看见血肉模糊的僵尸从过往列车上掉下来”。在骑马从洛阳到郑州的路途中，“绝大多数村庄都荒无人烟，即使那些有人的地方，白修德听到的也是弃婴临死前的哭声，看见的也只是野狗从沙堆里掏出尸体并撕咬着上面的肉”。

白修德在后来出版的《风暴遍中国》一书中这样描述着河南的灾荒：“1942年，冬小麦因为缺少雨水而歉收，但政府还是照常征收实物税。这就意味着，在整个歉收季节里，冬小麦几乎全部被政府征收掉了，省政府当局向农民保证，雨是肯定会下的，农民会有足够的小麦和玉米来填充他们饥饿的肚子。

但是，雨没有下，1942年的整个夏天都没有下雨，谷物的秸秆全都枯萎了。到了秋天，河南省饥荒开始蔓延。尽管重庆作出了很好听的减税决定，但每个军事机关和地方当局还是要求千方百计地勒索赋税。

各县政府要求农民交纳的粮食比农民田里实际生产的粮食还要多，而且毫无宽容可言，吃着榆树皮和干树叶的农民，被迫把他们最后一点粮食种子交给税收机关。身体虚弱得几乎走不动路的农民还必须给军队交纳军马饲料．那些无力交税纳赋的农民被逼得无路可走，只得卖掉他们的牲畜、家具甚至土地，换钱来购买粮食，交纳赋税。”

1943年10月，河南灾情报告送到了重庆，国民政府派出两名官员去河南实查。当确知此事为真时，蒋介石这才同意拨2亿元纸币作为灾荒救济款，同时令河南省政府下达减轻赋税的命令。救济款送到河南是次年3月，2亿元纸币实际到帐只有8000万。当地政府官员又为如何分配这笔巨款吵个没完，最后干脆将这笔钱的大部分存入银行，让它养息增值。小部分发放下去，发放时还要扣除农民往年的欠税款。

对于国军在战争中的大败，白修德采访了一位国民党军官，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国军的横征暴敛。可这位军官却认真地回答说：“百姓可以饿死，士兵不能饿死。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如果当兵的都饿死了，那么日本人就会来接管这个国家。”

悲！这是中国人的悲惨一页历史！这也是民族耻辱的一页写真，而制造这场耻辱的除了天灾，更多的是国民政府的腐败而导致的。我觉得不是河南百姓的错。

人最大的意义在于生存，生存也是一种奉献。让我们好好读一读法国学者阿尔贝特.史怀泽的《敬畏生命》一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