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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合作才是抗战胜利的保证
六十三年前，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是中国历史上一场前所未有的规模巨大的反侵略战争。它的胜利，是中国各族人民八年浴血抗战的结果，是国共合作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大团结和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的结果。对于当年国共能够完成第二次合作，从而团结全体中国人民进行前所未有的全民族反侵略战争，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与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的倡导和努力是分不开的。因此，中共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既然，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如此重要，那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如何最终形成的呢？本文将就这个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国际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和中共发表《八一宣言》。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东北，1933年法西斯头子希特勒上台并制造“国会纵火案”镇压了德国共产党，各国共产党也在各自的斗争中纷纷遭到挫折。种种迹象表明，世界各国人民面临着法西斯侵略和迫害的危险。因此，共产国际开始制订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
共产国际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是从1934年5月开始的，1935年7-8月共产国际“七大”完成了这一转变。1934年5月23日苏联《真理报》最先刊登了法共书记多列士的文章《为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法国共产党》，又发表了《争取统一战线，反对分裂》的论文。之后，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将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和《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标志着共产国际全面开始推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
在共产国际推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的时候，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也相应地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1935年6月，中共代表团在共产国际七大召开前夕起草了著名的《八一宣言》。这个文件在共产国际七大中得到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批准。这个宣言的中心思想是建立以中共为领导的“反蒋抗日”的统一战线。《八一宣言》所以能提出建立以中国共产党为领袖的“反蒋抗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认为那时中国工农红军有近50万人，游击队有近百万人，苏区遍布16个省区的1300多个县作为依据的。但是，到了1935年，由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长征初期军事斗争的挫折，更由于王明对中国革命作了极其悲观的错误估计。共产国际对其在七大确立的以中国共产党为领袖的“反蒋抗日” 统一战线发生了动摇，开始由“反蒋抗日”逐步转变为“联蒋抗日”。
二、在共产国际的影响和帮助下，中共确立了“反蒋抗日”的策略。
正当共产国际在积极推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时，中共于1935年初的遵义会议中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并派陈云等同志取道上海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的情况，陈云在《共产国际》上发表了《英勇的西征》一文，赞誉：“我们的党能够灵活和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长出了这样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如毛泽东、朱德——身经百战智勇双全的将领知党的领袖。”（摘自陈云的《英勇的西征》，原栽《共产国际》1936年1-2期合刊）。从而使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有了一定的了解，共产国际七大后，共产国际决定派人到中国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精神，推动中共中央制定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
共产国际派林育英为代表回中国，于1935年11月中到达陕北，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先后接见了他。林育英向中共中央领导人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精神。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召开了瓦窑堡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新方针和《八一宣言》的内容，并进行了长时间的认真讨论，最后作出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从而确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这一方针的核心是“反蒋抗日”，是根据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来制定的。尽管它没有按共产国际关于“联蒋抗日”来制定这一方针，但它有利于红军创建牢固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有利于分化蒋介石反动集团，更有利于团结反蒋势力和中间势力，为实现无产阶级掌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作了准备。《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说：“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统一的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在中国的统治，取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保持中国的独立与领土完整。”可见，瓦堡会议中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反蒋抗日”立场，相似于《八一宣言》，但与共产国际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后来的“联蒋抗日”相矛盾。所以，从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制定适合当时中国国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来看，瓦堡会议是中共党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
瓦窑堡会议后，虽然共产国际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一再坚持“联蒋抗日”的政治主张。但中共中央推行“反蒋抗日”的斗争是不遗余力的。例如，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之一的刘少奇被派往平津，一方面恢复北方党的革命工作，另一方面就是坚持推行“反蒋抗日”的策略方针，并使之付诸行动。毛泽东和周恩来则率红军于1936年2月渡河东征，一方面扩大红军的力量和红军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本着“反蒋抗日”的策略方针，努力建立同张学良东北军和杨虎城西北军的统一战线。1936年4月，周恩来和张学良在肤施（延安）会谈，双方达成了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的重要协议。同时，中共还积极开展对西北军的工作。1935年11月，中共党员南汉宸派人向在南京出席国民党五全大会的杨虎城转达了《八一宣言》精神，杨虎城当即表示赞同。12月，毛泽东派汪锋携亲笔信到西安同杨虎城会谈。1936年2月，中共北方局的王世英同杨虎城谈判，双方达成了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建立交通站等协议。同时，中共还帮助张、杨消除隔阂，使两军关系在联共抗日的基础上逐步得到改善。这样，红军，东北军和西北军就实际停止了敌对状态，在共同抗日的基础上，实现了三位一体的大联合，即标志着中共和张、杨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
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形势下，国民党内部抗日反蒋势力趋于发展。1936年6月，粤系陈济棠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以“北上抗日，收复失地”为号召发动两广事变，其“抗日反蒋”口号恰好与中共“反蒋抗日”的策略相近。因此，中共中央1936年6月13日《关于当前政治形势》的决议认为：两广事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民族平等意义，“在目前形势下，抗日战争和反蒋战争是分不开的。”表示了对两广事变的支持。可见，到1936年中，中共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还是坚持“反蒋抗日”的。
三、国共合作的酝酿及确立“逼蒋抗日”的方针。
华北事变后，民族矛盾更加严重，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野心地日益威助着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利益，中共领导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高涨也对其形成很大的政治压力，这就迫使蒋介石不得不调整其内外政策。在国际上，着意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以求遏制日本在华势力；在国内，则试图寻求“政治解决”中共问题的途径。更重要的是，中共已多次公开表达了愿以民族利益为重，摒弃前嫌，重新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救国的真诚愿望。从1935年11月开始，国共两党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了接触和谈判，中共代表潘汉年先后与国民党代表张冲、陈立夫会谈。蒋介石曾授意宋子文同宋庆龄商讨打通与中共的关系，委托董健吾到陕北向中共中央传递消息。其后，蒋介石直接指派陈立夫主持国共两党的接触。
因为时局的发展越来越严重，到了1936年，中共中央为适应全国抗日民族运动发展的形势，在政策和行动上开始由“反蒋抗日”转为“逼蒋抗日”。例如，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致中国国民党书》，希望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结成坚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9月1日，中共中央又向全党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一方面继续揭露蒋介石的丧权辱国的言行，另一方面，向他们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订立抗日协定。至此，中共的以“逼蒋抗日”为核心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形成。
四、西安事变爆发，中共中央倡导和平解决，实现“逼蒋抗日”方针。
在中共中央确立“逼蒋抗日”策略方针三个多月就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由于蒋介石集团坚持反共内战，继续顽固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但中共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全国人民也反对他，而且也导致了国民党集团内部的不满和抵制。
1936年底，蒋介石强令东北军和西北军加紧进攻和消灭中国工农红军。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被迫扣留蒋介石及其随行大员实行“兵谏”，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张、杨随即通电全国，说明发动事变的动机完全是出于抗日救国，对蒋介石本人必定“保其安全，促其反省。”通电还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内战等八项政治主张。另外，还电请中共中央派代表共商抗日救国大计。
当时，西安事变曾引起国内外强烈的反响。国际上，日本企图乘机挑起中国内战，极力怂恿南京政府出师讨伐张、杨；英、美为遏制日本在中国的扩张，希望和平解决事变，并表示愿做对方的调解人；苏联和共产国际则对西安事变表示愤怒，他们毫不犹豫地遣责了张、杨。在国内，南京政府内一片混乱，亲日派和亲英美派严重对立，剑拔弩张。亲日派代表何应钦力主武力讨伐，亲英美的宋子文和宋庆龄则力主和平解决。地方实力派多数力主政治解决，少数主张付诸武力。冯玉祥等抗日民族势力主张和平解决。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将士多数主张严惩蒋介石，人民群众也希望杀掉蒋介石。
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形势，中共中央通过慎重研究，分析了事变的性质和前途，认为西安事变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实力派的一部分，不满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中共抗日主张的结果。估计事变的发展前途有两种可能：一是引起大规模的内战，造成日本进一步侵华的有利条件；一是事变得到和平解决，结束内战，迅速建立起中国抗日统一战线，实现全民族的抗战。中共中央选择了后者，提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基本方针，即主张南京与西安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为了迅速实施这个方针，中共马上开展了如下几方面的工作：（一）用一切办法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和揭露亲日派发动内战的阴谋，推动南京政府走上抗日的道路。并连发三道通电，坚决支持张、杨的抗日主张，重申国共合作，团结救国之一贯主张，阐明和平解决事变的根本立场。（二）从政治上、军事上支持张、杨。调集红军主力进驻西安附近，随时援助张、杨军队应对非常事件。（三）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中共代表团前往西安参加和平谈判。
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后，中共、南京和西安三方代表于12月26日举行会谈并达成六项协议。六项协议的内容是：（一）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被捕爱国统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四）召开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具体的救国方法。24日周恩来单独会见蒋介石，表达了中共中央抗日救国的坚定立场，并向蒋介石尖锐指出，目前的形势是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必自速其亡，只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才是唯一的出路。至此，蒋介石表示承诺六项协议。25日，张学良陪送蒋介石由西安返南京，西安事变终于得到和平解决，中共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得到初步确立。
五、实现“联蒋抗日”，中共主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937年上半年，中共代表潘汉年和周恩来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和国民党方面进行了6次艰苦的谈判。在中共和全国人民抗日决心的感召下，加上八?一三事变严重触及了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和英美在华的根本利益，蒋介石终于下决心联共抗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正式形成。其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的标志是：（一）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的命令，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把江南游击队整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兼政治委员。（二）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三）蒋介石发表谈话，公开承认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这样，中共就完成了由“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政治转变。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即正式建立了中共为主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63年过去了，我们重温中共倡导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曲折过程，无疑的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当共产国际提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的时候，中共已经从王明的“左”倾错误中解脱出来，中国工农红军完成战略大转移，中共和中国革命正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走向胜利发展的新阶段。面地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在共产国际的影响和帮助下，中共开始独立自主地着手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明确提出了“反蒋抗日”的正确方针；随着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又及时地把“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在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后，又实现了“联蒋抗日”，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当蒋介石发表谈话，公开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的时候，就标志着中共倡导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得到了最后实现。十年内战宣告结束，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凝结为伟大的力量，全力以赴地投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战争中去，直到取得彻底胜利。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明确地告诉我们，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大团结的胜利。它使中华民族洗刷了近代一百多年来在反侵略斗争中屡战屡败的耻辱，重新赢得了民族尊严，挽救了民族的危亡。抗日战争的胜利，再次用铁的事实印证了中华民族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凝聚起不可战胜的强大力量，去面对和战胜一切的困难和挑战。茶痴老农/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