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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伯勒教授：我认为欧洲政治家除了萨科奇都不参加奥运会开幕式是个错误，本来可以借开幕式的机会与中国领导层继续对话，交流意见，或是再阐述一下欧洲对中国发展、对北京与达赖代表谈判的期待，现在我们主动放弃了这个机会。我认为尤其恶劣的是，政治家曾经试图将这一任务交给运动员，他们在中国的任务不是政治宣传，而是体育竞赛。我想德国外交部和总理府有关对华政策的争执明年还将继续下去，但最终与中国合作的路线将占上风，因为这也是欧盟的态度。
问：您提到了与达赖代表的谈判，下一轮定在了10月，作为中国少数民族问题专家，您认为谈判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呢？
黑伯勒教授：我对这一谈判持怀疑的态度。首先今年三、四月份的冲突使双方处于对峙的气氛中，这不利于达成一致。第二，双方都没有让步的表示。达赖一方只是要求自治，却没有说出具体的内容，而且达赖要求解放军从大藏区撤出也是不现实的。另外，达兰萨拉流亡政府的宪法仍然以自由、民主的西藏为最高目标，这也与达赖的表态相矛盾。中国政府方面则仍将动乱的责任归罪于达赖喇嘛，不去认真考虑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的问题。我曾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生活、研究多年，我的感受是，那里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问：我想最后再谈谈您今天做的报告，您认为中国政府虽然不是民主选举产生，但仍然具有很高的合法性。这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黑伯勒教授：我们在中国搞了民意调查，并在城市、乡村采访了很多普通民众。我们发现，中国大多数人信任中央政府，不是地方政府。这说明大多数中国人相信自己的国家，认同现存的政治体制。中国普通百姓将社会问题的责任推给地方政府，但认为中央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规是好的。我们在思考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必须做出这样的区分。中国人赋予这一中央集权的国家以合法性，因为它的目标是建设现代化的中国，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关心百姓的生活，这在大地震之后也再次表现出来，因为它代表民族利益，比如统一台湾，还因为它是社会稳定的保障，而中国人希望在继续改善物质生活的同时保持社会稳定。
问：您在报告中也提到了实行民主体制的前提，中国距此有多远呢？
黑伯勒教授：要想使民主体制保持稳定，必须先有独立的司法，而这又需要公民社会。另外一个前提我称为“文明的力量”，这包括接受不同意见，并以和平手段讨论不同意见，国家和公民都应具备这样的素质。这需要时间来培养。在德国，这叫做“辩论的文化”。辩论的最终目的是解决问题，以和平方式。
问：那么您认为中国先从党内民主入手的渐进政治改革是条正确的道路？
黑伯勒教授：我不知道这条路是否行得通。我认为将中国共产党民主化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我想民主体制的形成需要很长的时间。即使现在因一场经济危机而导致社会动荡，但这并不自动意味着中国就将实现民主。如果现在中国共产党垮台将意味着中国出现大乱，会爆发各派系或是军队的争斗，这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因此，中国共产党目前是中国稳定和富裕的保障。
问：您认为奥运会会促进中国的稳定，巩固共产党的地位吗？
黑伯勒教授：如果中国运动员赢得很多奖牌，那么奥运会会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但如果成绩不佳，中国老百姓会不满意，并认为是政府的体育政策失败。（文/张丹红）（原标题：不参加奥运会开幕式是个错误）
